职业索赔人盯上基层诊所？官媒刊文：不能惯着！

近日，《新京报》报道了职业索赔人围猎基层诊所的乱象，一些基层索赔团队前往基层诊所开药，为的不是治病，而是揪住药品处方、销售过程中的漏洞，然后向卫生健康或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，提出高额赔偿要求。文章发出后，迅速引发热议。
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去年夏天，河南南阳执业医师崔莹（化名）的诊所里，一名年轻男子匆忙购买三瓶中药丸后离去，崔莹在忙碌中未及开具处方（新京报，2026）。几天后，有关部门上门，称有人举报“销售药品未开具处方”，诊所最终退还药费并赔偿2000元。

无独有偶，另一位乡镇诊所医师王齐函遇到一位脸上长满痤疮的年轻男子，对方主动要求将整盒药品拆零分装、药膏挤入小塑料盒，还以“弟弟症状类似”为由再配一套。王齐函一一照办后，十余天便收到市监部门的投诉通知：诊所被举报“拆分销售药品”“涉嫌三无产品”。

在江苏，中医师半夏接待一名持外院处方的患者，对方要求按方配药。半夏将处方中的“明党参”替换为更对症的“党参”并计价抓药，次日该男子即返回，用手机搜索两种药材区别后提出“退一赔十”索赔3650元。当诊所负责人询问“你的方子应该去过好几个地方”时，对方并未否认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经查询，处方抬头显示的医院在当地并无正规登记。

索赔事件频发后，基层诊所微信群里，从业者频频发出提醒，有人发监控截图请大家留意可疑人员，有人总结“高风险操作”清单：不要拆零分装、不要补开处方、不要随意替换药材。

北京市京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甘伍叶律师指出，职业索赔盯上基层医疗机构，正是因为这些机构人员少、流程相对简单，处方、药品拆零、中药调剂、进销存等环节更容易出现细小但可被固定的瑕疵。

“职业打假”到底是维权还是牟利，各界看法不尽相同。有人认为，对职业打假不宜全盘否定，对于那些严重违法行为，通过举报渠道加以揭露，能够为行政监管提供线索补充，形成外部压力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合规水平。

但，当前针对基层诊所的职业索赔，其性质已经明显偏离了监督的初衷。职业索赔者的真实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看病，而是为了“提灯定损”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曾总结，职业索赔人往往会用最低成本的方式，刻意找寻商家尤其是小微商户的表面性合规瑕疵，继而索要赔偿（央视新闻，2026）。对此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刊发了评论员文章，表示“正常的监督当保障，但恶意牟利不能惯着”（光明网，2026）。

如果这些基层医疗机构的短板被某些人当作牟利工具加以利用，不仅无助医疗服务的规范提升，反而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信任裂痕。诊所被迫耗费大量精力用于防范“碰瓷”，一些原本人性化的便民举措也不得不收缩，到头来，真正受损的是基层诊所的生存环境和周边居民的就医便利。

今年四月开始施行的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》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对于职业恶意投诉可以不予受理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责任。判断是否属于恶意投诉，需要综合考量购买数量、投诉频率、是否具有真实消费关系、投诉人身份信息等多方面因素。

司法实践已经对此作出回应。2025年发布的一份行政裁定书显示，一名男子两天辗转多个城市，持同一张含有特定药材的处方在七家药店分别购药，随后以“药材被替换”为由向多家监管部门投诉举报，并要求“退一赔十”及举报奖励。法院查明，该男子自2023年以来已提起二十件相关诉讼，其行为具有模板化特征，目的已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，最终认定其投诉具有明显的牟利属性，驳回了起诉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在遭遇索赔时，各家基层诊所也承认，自己的流程确实存在不合规的地方。对职业索赔行为保持警惕甚至依法予以打击，绝不意味着相关部门放松了对基层诊所自身合规问题的要求。近年来医保、药监等主管机关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，合规经营是不可回避的硬性要求。

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2026年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强调，拓展深化药品追溯码监管应用，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、串换医保药品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、超量开药等涉药违法违规行为（国家医保局，2026）。

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《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》，未来五年的目标是构建起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基金监管体系，切实守护好群众的“看病钱”“救命钱”。

这要求基层诊所从被动应对检查和转向主动提升合规水平。上线电子处方系统、完整留存诊疗档案、规范药品销售流程并标注必要信息、严格执行处方调剂规范，让每一个诊疗环节都有据可查、每一笔记录都经得起核查，这才是防范风险并跟上医保监管合规要求的办法。

职业索赔是对基层医疗生态的侵蚀，必须依法予以遏制；而医保基金的监管与合规化要求，则是维护民生底线的必要举措。对基层诊所来说，这既是一场考验，也是一次转型契机。我们期待看到基层医疗机构在发挥便民服务作用的同时，也不断优化自身的信息化、合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