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在美国开诊所很容易，而在中国很难？

前不久，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院神经内科医生王明涛一篇关于“美国开诊所有多爽”的文章，经转载后，很快引起热议。王医生在文章中表示，“美国医生开业，相比国内简直是天壤之别”。

这里的“天壤之别”，集中体现在“政府与医生的关系”上面。在美国开诊所，消防、卫生、环保统统不用去，不用到处“烧香”，医生只需要心无旁骛地专心看病即可。比如在美国，申请一个州的执照，只需要打电话向州执照管理单位寄申请材料（注意不是卫生局），而且申请过程中本人都不需要亲自前往。只需要将邮寄给你的材料填写完毕，加上各种证书，寄了完事。最后，执照回寄到你手上。

而反观中国，开一家诊所首先要符合规划，然后还要进行审批和消防、安全、卫生各个部门的评级，这一圈下来，要盖几十个章。如果你在农村，还有一只“拦路虎”，那就是乡镇卫生院。只要乡里的卫生院不同意，私人诊所就不能获得审批，因为不能抢了卫生院的生意。急诊女超人于莺当初申办诊所时，就曾被无数的条条框框所羁绊，以至于微博上吐槽：“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，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，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？”

为什么在美国开诊所那么容易，在中国却这么难？

这跟历史传统不无关系，美国医生在历史上早期就是以医生自由执业、开诊所为要执业形态。此外，美国是市场经济体制，而且医疗领域是高度市场化，习惯于让市场去配置医疗资源，政府管得很少。而不同的是，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，习惯了计划、审批的思维惯性去配置医疗资源。

虽然我国此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没有及时做好相应的改革，导致审批权变成了利益寻租的工具，其上附着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作为主管部门的核心权力，审批权甚至被公认为是卫生领域最大的公权力，其衍生出来的寻租利益也可想而知。

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在回过头来反观中美两国开诊所的难易之别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那么，解决之策是什么呢？

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，政府的公报中就给出了答案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简政放权，并且将将行政审批作为改革的突破口。

公报提出，在新一轮的改革中，政府要把伸太长的手缩回来，进一步简政放权，向服务型政府转变，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。政府除了清理审批事项，还要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，并通过减少审批环节、缩短审批时间、规范审批收费等。

政府转型离不开简政放权，行政审批改革无疑是突破口。因为有了行政许可，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，行政许可越多，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，也便有了腐败。通过减少审批事项，不仅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，还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。

新医改推行了多年，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。相反，不少“拍脑袋”的政策甚至进一步固化了利益阶层，加剧了改革的难度。医改离开了政府难以推行，反之，政府管太多更不行，这就需要政府切实做到“简政放权”。

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，反思中美两国开诊所难易的深层次原因，对于深水区的中国医改，或许具有烛幽以明的意义。我们期待在医疗改革的“简政放权”上，会有更多的突破和更加强有力的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