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灸教育学家杨甲三：中医辨证有章可循

杨甲三教授从医数十年，善于发现规律，学术思想条理清晰、层次分明，使辨证施治、定穴配伍有章可循，方便后人学习和理解。他辨证以八纲为基础，兼顾其他，尤为推崇仲景之六经辨证。他认为，对病症的认识虽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但其中必有规律可循。他深谙六经辨证之真谛，临证时将辨共性与辨个性相结合，探寻疾病发生、发展规律，从辨病、辨兼症、辨体质、辨季节气候、辨病程等方面详加分析，辨明证属，并在此基础上选经配穴、遣方用药，完成辨证论治全过程。

杨甲三教授（右一）指导学生针刺点穴

共性与个性是哲学中的两个概念，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。将共性与个性概念运用于辨证中，辨共性与辨个性即辨病与辨症的发展，充分反映了中医理论中整体观念的基本概念。辨共性与辨个性又不等同于辨病与辨症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，将认识上升到研究其规律的高度。

杨老认为，病、症、证是不同概念，但其间有密切关系，不辨病、症即无从辨证。每个疾病既然称为病，则必然有其特有的症状和体征，并有着基本的病理机制。如感冒，则必有恶寒、发热、头痛、流涕。如面瘫，则必有口眼歪斜。这种必然具备的规律即为病之共性。在此共性之下，具体到每一个患者，又因其可有感邪之不同、素体之差异、环境之区别、疾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，而使得同一个病又有客观差别，这种差别则反映了病的个性。

病的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即为证。所谓证是指疾病发展过程中，在致病因素以及其他有关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机体所产生的临床综合表现。证作为病在某一条件下某一阶段的反映，与病、症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因此，辨证亦即辨病与辨症相结合的结果。如失眠是临床非常多见的疾病，其表现个体差异很大，病因、病机复杂，可涉及心肝脾肾及胆胃。杨老在治疗失眠时遵循辨共性与辨个性相结合的原则，寻找共性，注意个性，对失眠进行辨治。睡眠与阴阳跷脉及卫气运行有密切关系。阴阳二跷主人体一身之动静，昼日阳气盛，卫气行于阳，则阳跷盛目张而不寐；入夜阴气盛，卫气行于阴，而阴跷盛目闭而欲睡。阴阳相合则睡眠活动得以正常进行，阴阳不交则不能正常睡眠。由此得知，失眠的共有病机在于阴阳不和，阴阳不相交接使得人的睡眠活动由生理变为病理。

杨老在治疗失眠时，以调和阴阳为大法。背为阳，阳中之阳心也，腹为阴，阴中之阴肾也，心肾阴阳不交，心神被扰，治疗时选用本神、神庭为基本穴方。此二穴位于脑部，分别为督脉、胆经腧穴，为调神之必用穴。此外，基于患者素体强弱之不同，阴阳偏盛之差异，及病变发展之程度， 尚需辨其个性而分别配以不同治疗。如兼阳虚，则配以肝俞、胆俞、脾俞、肾俞及承山、三阴交；兼阴虚，则配以列缺、通里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太溪；兼痰湿积滞，则配以内关、公孙、足三里、曲池、合谷。如此辨证，化繁为简。

中医的基本理论建立在“天人相应”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，这种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基本特色。杨老认为，人生活在自然界这个大环境中，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势必对人体生理、病理造成重要影响。每个季节所易发疾病与其主气有密切关系，春多伤风，夏多伤暑，秋多伤燥，冬多伤寒，长夏多伤湿，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为致病的主要外因。尤其是外感病、疫病有着明显的季节特点。因而，辨证时不可不辨。

如周围性面瘫是针灸科常见疾病，其病可发于四季。杨老认为，面瘫主要病机为外邪侵袭少阳、阳明， 治疗此病时尤其应注重发病时间，因为不同季节发病表明感受不同邪气。如于秋冬发病，以风寒外邪为主，春季发病则以外感风热为主，夏季及长夏发病必兼夹暑湿之邪，选穴及刺法上必有所区别。四季节气虽有一定的规律性，但由于自然界的变化万千，季节气候又受运气影响，而有“太过”或“不及”，或相夹致病。杨老强调，在辨证时不可墨守成规、执古不化，唯有因时、因地制宜，才能进行准确辨证。尤其对流行性传染病，更应根据发病时的季节特点，邪气之偏盛，症候之差别，详加辨审。

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，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都有所变化，表现在病变部位深浅上下的不同，正邪消长趋势的不同，症状和体征也各有特点，所以每个阶段所属之证也不同。因此，在中医辨证中辨明病程所处阶段是很重要的方面。不仅外感病如此，内伤杂病也有新病与宿病之辨。《金匮要略》中就有新咳与久咳证治各有所施的论述。在其他辨证方法中，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很强调辨别疾病不同阶段，病变层次也有表里、上下及气分与血分的变化。杨老在辨证方法中非常清晰地显示了这些辨证思想，根据每一阶段疾病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，辨明其归属、病位，而后立法施治。如杨老治疗中风病，其根本大法有清上、补下与补下、清上之不同。所谓清上为清在上的邪实，补下乃补肝肾之不足。中风乃老年常见病，肝肾不足为其病变之本，风痰瘀血阻络、蒙蔽头窍为其病变之标。病变初起邪实为盛，治则当以清上祛邪为主，辅以补下。当邪渐平，进入恢复期时，治又以补下扶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