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让村医伤心的是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颜面尽失“医改”让绝大部分村医都有种强烈的失落感。
“医改”之前没有“新农合”,不要做健康档案,既不要做慢病随访,也不要做孕产妇和新生儿访视。那时的村医就坐在家里等人来治个腿痛脑热,偶尔到患者家里出个诊,都是给患者天大的面子。
随着“新农合”合“基药”制度的全面铺开,村医们惊恐了,大呼:“狼来了”。门诊病人量日益减少(有时一天竟没有一个病人进屋),“公卫”工作量日益增多,工作难度逐步加强。
望着堆积如山的资料,看着瘦成A4纸样的荷包,村医吃不消了。于是能走的都走了,没走的又有半数以上村医对本职工作不能胜任。于是卫生院和村医异口同声地说:公卫工作永远在路上。
笔者从事村医20多年,一路筚路蓝缕,衣带渐宽终不悔,却看不到希望的曙光。每次开会或者培训,望着发秃齿危的前辈同仁,深感恐慌,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。
回忆“健康建档”之初,还不要“电子录入”,尽管各种“慢病率”要求特多,但是这些难不倒老村医,毕竟对全村的情况了如指掌,那就来个“闭门造车”,电话号码全写自己的。
后来要“电子录入”,不懂电脑的只得请“枪手”,“枪手”目的只是为了经济效益,质量难以保证。再后来,所有资料必需真实,没办法只得摧倒重来,可怜巴巴的经费又有一部分流入“枪手”荷包。
让村医头疼的是所谓“统计学”,每年村里按人口比例报死亡人口,试问这样的统计学能精确到具体的每个村吗?有些村医守住道德底线,有多少就报多少,有些村医为了完成任务,胡乱报表。
聚餐管理更让村医哭笑不得,本村人红白喜事摆酒聚餐,没随人情份子,如何好意思上门“取样”?一上门,主人还以为村医去喝酒,一听来“取样”,那脸色绝对让人受不了,还有人说:别人摆酒不来喝,狗捉耗子打彩头。没办法,听说本村人摆酒要么去随份子,要么自己去买些东西送卫生院作样子。
有些地方政府要求出生率和死亡率,村里计生专干听有人在本村生了,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报了。这样就导致了恶性循环。
今年4月份的一天下着大雨,卫生院妇幼专干三道电令说我所辖村有个新生儿要马上随访,我根据提供的电话打过去是空号。
没办法,冒雨租车上门。人家正在打牌,听我说明来意,人家就说:我女户口迁出十多年了,孩子又是在市里三甲医院生的,管你鸟事。政策不外乎法理人情,但是不能过于理想化。
因为理想是丰满的,现实是骨干的。就说家庭医生签约吧,本来是件好事,可是实际操作中,却出现了许多尴尬的场面。
农村人员大量外出,有许多人一出生就没回来过,但是户口还在家里,还有一些“挂靠”户口,在现在信息提倡保密的年代,这些“僵尸”户口(对不起,我实在想不出比这妥帖的词了)的公卫服务工作如何做,目前我可敬又可怜的同仁应该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破冰之法。
一般是找不到人看不到影,好不容易找来个电话号码,一打过人家不说是骚扰电话就烧高香了。
同仁们聚一起常说:多做点事都没关系,就是别受气失面子。村医一下去服务,服务对象都会说这是国家出钱的买村医做事。他们不会去想村医的付出和收入是不是成正比例。
我至亲至爱的乡亲啊,人家做一天小工都纯收入200元啊。
啰嗦这么多,其实只想祈求政策和工作环境多分理解多分宽容。我们村医是人不是神,我们需要吃饭淘汤,我们需要工作同时更需要尊严!
原标题:村医要工作,更要尊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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